周恩来工作秘书何树英：周恩来比斯大林更早看出自己能担任总理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论在党内的职位和声望，周恩来是高于毛主席的。但当红军一次次陷入困境时，毛主席一次次帮助红军扭转危局、力挽狂澜，这让周恩来看出：毛主席是十分难得的当代奇才，具有超凡的军事智慧和政治智慧，能够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

  因此，周恩来利用他的身份、利用他在党内的影响力，丝毫没有保留地拥护毛主席，使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自己则心甘情愿退居到“助手”的位置。

  可以说，无论是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周恩来对自己的位置一直有清醒的认识，而且他的认识很高明、很透彻，闪烁着智者的光芒。

  1949年，当中国正在计划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斯大林曾对代表团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将来一建国，现成就有个总理，周恩来。”

  通过多年来和周恩来的政治互动，斯大林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出，周恩来是新中国首位总理的不二人选，他的能力和智慧，使他完全能胜任这个职务。

  事实上，早在1946年，周恩来自己就已经意识到，如果有一天革命胜利了，他无疑会担任总理的职务，从他说过的一句话里能够准确的看出这一点。

  那是1946年4月，重要领导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和叶挺将军等8人乘坐的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丧生。周恩来得知战友们不幸遇难，前前后后痛哭了4次，一种悲痛和惋惜的情绪在他的心里蔓延。

  特别是王若飞同志，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理，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从这句话能够准确的看出，周恩来不仅坚信中国革命终有一天会胜利，而且富有勇气、非常聪明、极其睿智地预见了自己在未来的新中国当中的位置。

  周恩来说这句话比斯大林说那句线年的时间，这是他基于自己在党内的位置，基于自己长期以来所做的工作内容作出的判断。

  多年后，周恩来的工作秘书何树英回忆这件事时，说道：“周恩来比斯大林更早看出自己能担任总理。”

  正是因为对自己的位置始终保有清醒的认识，周恩来心里一直明白：在革命年代，他的任务是“辅佐”毛主席，处理好革命事务；建国后，他的任务是“辅佐”毛主席，处理好国家大大小小的国事。

  因此，革命时期，周恩来是毛主席拟定战略计划、统筹和指挥军事行动的“主要助手”；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继续担任毛主席的“助手”，一心一意履行总理的职责，责无旁贷地在总理这个职位上呕心沥血，直到生命的终点。

  在几十年的光阴里，毛主席目光远大，鉴往知来，确定大的原则和方针；周恩来严谨认真，妥贴踏实，负责具体事情的实施。他们精诚合作，带领新中国日益壮大起来......

  毛主席目光高远，有超凡的才能和谋略。在整个革命历程中，他全面地、历史地观察和分析世界局势，掌握和总结中国革命的规律，力图从高度上使中国的革命形势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周恩来深知毛主席对于中国革命，甚至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因此，周恩来关心毛主席的安危胜过关心自己的安危。

  1945年秋，周恩来陪同毛主席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周恩来始终把毛主席的安危放在第一位，甚至甘愿牺牲自己来确保毛主席平安无虞。

  8月28日，也就是毛主席抵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宴会，欢迎毛主席的到来。

  8月29日，重庆谈判真正开始。随着谈判的深入，各种大小的宴会也随之而来。内部、各派、各组织团体纷纷操办宴会，盛情邀请毛主席莅临。

  宴会一开，敬酒礼是少不了的，最常见的场景是宾客们争先恐后地来到毛主席的座位跟前向他敬酒。

  那段日子里，周恩来寸步不离地跟在毛主席身边，为的就是保护毛主席的安全。即便是在大家尽情畅聊、欢声笑语不断的宴会上，周恩来内心也一刻都不敢懈怠。每场宴会，他都要紧挨着毛主席的座位坐下，从头到尾把注意力放在毛主席身上。

  如果有人前来和毛主席打招呼，周恩来会把身体往后靠，给他们腾出说话的空间；如果有人前来向毛主席敬酒，周恩来则会挡在前面：“哎，哎，毛主席酒量有限，我代了，我来代劳。”

  周恩来之所以替毛主席挡酒，是怕有人在酒里下毒。但他一点都没考虑，自己喝了有毒的酒，也是会丧命的。因此，毫不夸张的说，周恩来是舍命在保护毛主席。

  和派人士喝酒可以放下戒备，但和高官喝酒就一定要保持警觉，尤其如果对方是来自CC系和军统系的人物，更得小心提防。

  正是在这样波云诡谲的气氛中，周恩来站在毛主席身边，替他挡酒，替他喝酒。身旁工作人员看着周恩来一杯杯酒下肚，看着周恩来为保护毛主席哪怕舍出性命都在所不惜，都感动得流下眼泪。

  在重庆，周恩来全权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时时、事事为毛主席的安全着想，事无巨细，安排周全。

  谈判之余，每当毛主席一个人在屋子里办公或者小憩时，周恩来都会亲自守在门外，警惕地巡视四周。为了不发出声响，影响毛主席的睡眠，周恩来还会把鞋子脱下来，赤着脚在门外“放哨”。

  很多年后，何树英想起重庆谈判，脑海里依然记得周恩来提着鞋子，轻手轻脚地在门外的地上走，生怕吵醒毛主席的场景。

  然而，当国共双方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和目标，重庆谈判还在紧张进行的时候，两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重庆谈判开始前，赫尔利作为美方代表、张治中作代表，两个人亲自到延安迎领毛主席前往重庆。可以说，他们是毛主席这趟重庆之旅的“保人”。

  现在，在重庆谈判进入关键时刻时，这两个“保人”都因故要离开重庆，这两件事发生的时机未免太过巧合，周恩来心里疑窦丛生，不得不思考表面背后隐藏的真实意图，他心怀不安地对身边人说：“蒋介石动了加害毛主席的念头，必须打掉他这个念头！”

  于是，周恩来立即驱车赶到赫尔利的住处，单刀直入地说：“大使先生，你把我们的毛主席接出来了，你就必须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现在的协议还没签字，你就要走，这是不行的。你这样一个时间段定将失信于天下人！”

  离开赫尔利的住处，周恩来又亲自去拜访蒋介石，用强势的语气要求蒋介石让毛主席安全返回延安。

  见完蒋介石，周恩来坐在回去的车上，还是放心不下：“蒋介石的保证不能信，还得找张治中。张是蒋的嫡系，抓住他，毛主席的安全就有保证。”

  于是，周恩来又去找张治中，言语激愤地说：“伯兄，你不能失信于天下人。你把毛主席接出了延安，你就必须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否则我们是不答应的！”

  在周恩来的反复斡旋下，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如果现在对毛主席不利可能会导致的种种后果，考虑带来的政治影响，只能让毛主席安全返回延安。

  毛主席平安落地延安后，周恩来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嘴角常常挂着微笑。平日里，周恩来对自己百般苛求，一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做饭油放多了都会觉得铺张了，此时却“大方”地说：“请客，请客，把为毛主席服务的宪兵和服务人员统统请来！”

  建国后，周恩来成为新中国首位总理。从那以后，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在26年的总理生涯中，周恩来孜孜不倦地工作着，无畏、无悔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总理办公室设在西花厅，一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前院，这里是周恩来会见来华访问的各国领导人以及派人士的地方；一部分在后院，这里是周恩来会见各地党政军官员、诸位高级将领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除了必要的外出，周恩来就是坐镇在总理办公室，在前院、后院来回“奔波”。在这里，他积极进行外交努力、商讨国防计划、讨论财政政策的修订和实施......外交的事情他要管，国防的事情他要管，财政的事情他要管......算起来，他要领导几十个部门的工作。总理办公室见证了周恩来的心血和汗水，见证了他的能力和智慧，毛主席曾感慨：“你那里是轴心。”

  在何树英的记忆里，周恩来常常对地方干部、各部委负责人说这样一句话：“你们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

  他还常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

  大多数时候，周恩来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白天参加各种会议、会见外宾、到各地视察。晚上，周恩来回到办公室，秘书们排着队要把各部委反映的情况，向他反馈。

  晚上，周恩来一般会在10点左右乘坐汽车返回西花厅，一回来就径直向办公室走去。此时，好几位秘书已经拿着各部委送来的文件，等着向他汇报。

  周恩来一走进办公室，会先环顾四周，看看聚在这里的秘书多不多。如果几位秘书都齐刷刷地聚在办公的地方，来回踱步，他就猜到今天一定有很多事等着他处理。

  看到这样的场面，周恩来会长长地呼一口气，带着兴奋的神色投入到工作中，并吩咐工作人员：“给我泡杯浓茶。”

  周恩来抬高嗓音，说：“这是不允许的！我说过多少遍，主席有事要立刻报，有灾情有重大事件要立刻报，不管我是休息还是忙，必须立刻报，为什么拖了半天？”

  说完，周恩来把电报递给秘书，语气变得柔和起来：“你们别怕我忙么，我能忙过来，以后再遇到这一种情况，不管我是睡觉还是开会或忙其他事，都要立即报来。”

  周恩来就是这样一天天拼命地工作着，丝毫不在意自己的身体。秘书有时候怕他太累，没有休息时间，会把事情先放放，等他时间充裕了再汇报。但周恩来总是苦口婆心谆谆教导，告诫秘书要把国家大事放在首位，秘书只好郑重地点点头。

  这份文件是一位副总理送来的，字数只有二百多字，但层次混乱，用词不妥当，语病较多。

  周恩来一边把文件递给秘书，一边严肃地说：“既然知道，为啥不调整好以后再送来！”

  这时候，周恩来已经伸手去接下一份文件，但他的目光还是停留在那位秘书身上，疲倦的声音带着些许责备的意味，说：“你在我这里，就首先要对我负责！不成熟的东西重复看，这是浪费我的时间！”

  周恩来给人的印象是儒雅、绅士，但他对待工作上的事非常认真，经常展现出严厉的一面，尤其是当身边人工作没做到位的时候，周恩来都会指出他们的问题，给予严肃的批评和教育，有时还会发火。

  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和各部委领导都见过周恩来生气的样子，也都害怕他生气。一位党内的老同志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周恩来工作时，办公桌上总是要放着一本《辞海》，方便随时查阅。为避免出错，他甚至会翻《康熙字典》。

  不管是要下发到各机关、单位的文件，还是要刊登在报纸上的文件，周恩来都严格对待和审核，防止纰漏。有时文件上引用了经典著作中的某段话，周恩来一定要查找原文，核准无误才肯放心。

  如果涉及到工业、农业上的数据，周恩来更是要推算好几遍，确保每个数字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有一次，何树英看到周恩来正在检查一份文件，上面的数字密密麻麻的，叫人眼花缭乱，周恩来正拿着计算尺一个一个地核实。看到周恩来劳累的样子，何树英忍不住说：“别人都算过了，差不多总理就不要再算了......”

  周恩来抬起头，严肃地看着何树英，说：“这是多余吗？我要签个字很容易，提笔一划就行。可是事关国计民生，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笔千斤啊，不敢不慎之又慎。”

  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丝不苟的对待国家大小事务，尽心尽力办好每一件事。他以精益求精的态度，使不少错误得到纠正。

  60年代，中印、中缅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在那段日子里，周恩来不停地翻阅历史资料、书籍，观察地图的内容细节。

  有一天，有关部门送上来一份文件，随文件送来的还有赶制的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每一个位置都非常重要。

  周恩来仔细察看地图上每一个角落，发现地图上没有标注对方的一个据点，应该是某个技术人员的疏忽，但在文件逐级向上呈送的过程中，各级领导审核时竟然都没有发现。

  最终，周恩来看出了问题，其他人得知这件事羞愧不已，同时他们也被周恩来的谨慎深深折服。

  抗美援朝时期，毛主席筹划军事战略，例如，志愿军占领汉城，是应该继续向前进攻，还是后退......这些军情事务都由毛主席裁决；周恩来则主持处理方方面面的事务，彭德怀则在前线负责指挥作战。

  那段日子里，周恩来没日没夜地工作，平均日工作时长长达16个小时。碰上重要战役，周恩来几乎不眠不休，几天几夜不睡觉，背后的辛苦和付出、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可想而知。

  当时，志愿军的武器、医药用品、物资、其他供给，都由周恩来及时安排生产和运输，工作量之大、之难能想象。前线发来的电报，也会先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每天要看百余份电报。

  在26年的岁月里，周恩来就是用这样细致入微、审慎细心的态度，处理大大小小的国事。苏联援华156个项目、抗美援朝、一五计划的内容和成就、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我国第一颗引爆成功......都凝结着他的心血。

  周恩来既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配合毛主席处理国家大事；又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两个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之间的友谊起源于革命时期，是缔结在志同道合、风雨同舟的基础之上的。

  几十年间，毛主席和周恩来并肩作战，生死与共，他们一起酝酿了革命风云，见证了时代变幻，一起看着新中国慢慢成长起来。而在岁月的变迁中，他们也从青年、壮年，慢慢走向了人生的暮年，他们的友谊有着知己的情、战友的义、深沉而厚重。

  1965年，周恩来被诊断为心脏病。毛主席得知后，非常关心他的病情，并嘱咐他：“工作量减少一点，少看一点儿文件。”

  1972年，周恩来被诊断为膀胱癌。毛主席闻讯后，十分震惊，屡次三番叮嘱他：“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意。”

  然而，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摆在周恩来面前，等着他拿主意。即便身在病中，他也停不下来，只能一头扎进等着他处理的堆积如山的文件中。

  在周恩来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毛主席也正承受着年迈带来的种种病症。因此，古稀之年的毛主席和周恩来共同对抗着病魔，也共同继续为国尽力。除此之外，他们也互相惦记，彼此系念。

  有一天，中越双方举行会谈。在会谈过程中，周恩来因为太过疲惫，身体有些虚软，只能连续不断地喝水、用湿毛巾擦脸来提神。几乎每隔10分钟，工作人员就要把湿毛巾送到他手中。

  一开始，湿毛巾还能达到提神的效果。但很快，一直高强度的工作让周恩来累到了极点，湿毛巾已经不管用了。为了坚持到底，周恩来交代工作人员用开水将毛巾浸泡。

  看着周恩来那么憔悴，那么辛苦，却还在咬牙坚持，工作人员心中如同打翻了五味瓶，各种滋味涌上心头。但他们只能强忍着心里的担忧，一次次给周恩来递毛巾。

  有一位女服务员流下了酸楚的泪水，压抑着哭声，断断续续地说：“我，我受不了了……”她的情绪感染了其他人，大家的眼中隐约都有泪光闪烁。

  那天，会谈从凌晨2点持续到第二天上午。会谈结束后，周恩来拖着无力的身体离开了会场。

  之后，毛主席知道周恩来会见外宾时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立即作出指示：“请恩来同志节劳，不可大意。”

  但是，周恩来仍然带着病夜以继日地辛苦忙碌着，为国家、为人民丝毫没有保留地付出，挥洒着汗水。

  1974年，周恩来乘坐飞机赶赴长沙，向毛主席报告四届人大准备工作的进展。毛主席见到周恩来，再次关切地提醒道：“安心养病。”

  时间的脚步惊人的快，转眼来到1975年。这年10月份，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情况很不乐观。

  那段日子里，周恩来躺在病床上，为自己不能继续为国家、人民效力感到难过，他对工作人员说：“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叫我‘总理’了，我躺在这里已经不能再为国家为人民工作了，听你们叫我总理总理的，我心里难受......不做事了，不能叫总理。”

  在人生最后的时间里，周恩来像他在前几十年的政治生涯里所做的那样，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心毛主席的身体。

  1976年元旦期间，毛主席发表了他在1965年创作的两首诗《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

  周恩来专门让工作人员找来这两首诗，给他吟诵。当工作人员吟诵到“试看天地翻覆”这句诗句时，周恩来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嘴里小声地喃喃自语：“中国出了个……”

  回想二十多年的革命岁月，回想起建国后的灿烂时期。几十年来，周恩来一路追随毛主席，把毛主席当作自己钦服的领袖。几十年来，他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看到了革命的胜利，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几十年的历程证明，毛主席的确是值得追随的领袖。也许正是想到往事种种，周恩来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1月4日，周恩来恢复了意识，慢慢睁开了眼睛，病床上的他虚弱地动了动嘴，想要开口说话，工作人员见状，立即围到床边。

  周恩来用微弱地声音说：“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医生回答：“没有大的变化。”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周恩来还牵挂着毛主席的身体。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逝世。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83岁的毛主席泪如雨下。

  在革命道路上，在和平年代里，毛主席和周恩来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各自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但他们的力量是合在一起的，他们一起缔造了新中国，一起使新中国展翅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