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把握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逻辑

  都市圈是城市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白准确地提出，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是提升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的着力点。随着我们国家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都市圈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着逐渐重要的作用。

  建设都市圈有助于解决超大特大城市治理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1978年我国非流动人口城镇化率为17.9%，到2022年底达到65.22%，城镇非流动人口由1.7亿人增长至9.2亿人。在这一过程中，也带来了局部人口过度集中、城市结构布局不合理、治理难度加大等问题。推进都市圈建设，能够有效应对当前超大特大城市发展中存在的资源过度聚集和结构失衡，激活区域发展动能。

  建设都市圈有助于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协调发展。有序培育现代化都市圈，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增强各地协调联动，促进基础设施通达均衡，推动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提升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从而对周边地区产生带动辐射作用，推动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

  建设都市圈有助于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空间载体。都市圈中心城市具有较强的区域集聚与辐射作用，对周边地区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外部性。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都市圈可以看作是高度融合的城乡生产生活空间，同时也是小城镇发展和推进乡村振兴的地域依托。都市圈内的小城镇及乡村地区可以充分的利用都市圈的各类资源条件，挖掘自身特色资源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

  建设都市圈有助于挖掘区域发展潜能。建设都市圈能提高区域内各类人才、知识和技术等创新要素的集聚效率，缩小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内城乡要素合理畅通流动，更好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同时，通过提高都市圈内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同城化发展水平，能够推进都市圈在生产力布局、交通网络体系、公共服务供给、管理制度机制等方面实现协同、融合、共赢。

  都市圈是城市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更好把握培育都市圈的政策时机、力度和路径，需要明确培育都市圈的前提条件。

  一是中心城市进入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中心城市规模和实力是判断是否实施都市圈政策的重要依据。都市圈只有在中心城市集聚效应充足表现后，才具备比较好的发展前途。中心城市规模越大，各种生产要素聚集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发挥增长极作用，更好提升都市圈内各地之间的协同性、互补性与融合度、共享度，形成统筹联动、扩容增效的发展格局。

  二是周边地区具备比较好的支撑条件。随着中心城市规模扩张和功能扩充，其空间难以承载复杂庞大的城市日常运转，需要依托都市圈建设，通过跨行政区域协作，疏解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使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置于同一城市体系之中。如果中心城市的近域腹地缺少足够的人口密度和适宜发展条件，城乡差异过大，就难以为都市圈发育提供有效支撑。

  三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建立良好协作机制。都市圈范围多跨行政区界线，需各方协作发展。只有建立系统的协作机制，规范竞争，降低外部不经济，才能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规模化运作。这就需要在都市圈内建立区域治理体系，消除阻碍生产要素顺畅流动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格局。

  都市圈的发展壮大具有内在生长逻辑。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就是要通过合理有效的规划建设，制定有明确的目的性的配套政策，促进形成高效有序的都市圈空间组织架构。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要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中心城市强大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影响，带动周边区域加快经济发展、城镇建设和社会事业繁荣，引领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具体来看，一方面，要增强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区域中心职能。推动服务业与周边制造业融合发展，提升中心城市金融服务、研发设计、商贸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级。建立便利通达的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设施网络，提供高质量多样化的消费服务，逐渐完备教育、医疗和文化服务体系，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生活环境，吸引人才和资源集聚。另一方面，要处理好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做大做强中心城市的同时，要让周边地区享有好的发展机会，增强周边地区对中心城市的支撑能力。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中心城市盲目拓宽城市空间布局，动辄“求大”“扩区”，带来了投资效率低、城市负债重等问题。建设都市圈应充分的发挥区域内周边城市间的比较优势，构建中心与外围互通互融、共建共享的协调发展格局。（连欣、胡天新）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来临。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一直在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会化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育学生的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